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背景

1936年2月9日沙九里领导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

背景: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争的号召,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大众生活》出版和文化界救国宣言发表为标志,开创了上海各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各界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教育、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法律各界知名人士三百多人出席会议,沈钧儒主持了大会并致开会词。会议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发表第二次救国宣言,提出“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等抗日救亡主张。一九三六年一月,周新民、潘大逵等六十多人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表示义不容辞地站在青年学生面前,共负救亡责任。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上海学生救国会等民众抗日救国团体。

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集中救亡组织的力量,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和联合,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组织,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慷慨激昂地致了开会词,宣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热情称赞了“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战的壮举。此外,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也作了演说。选出马相伯、沈钧儒等三十人为理事。会议决定扩大组织、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月九日,沙九里领导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二月二十三日,陶行知领导成立了上海国难教育社,还有新闻记者救国会也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中国的1936年发生了什么大事?

1、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2、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936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电台元旦演说辞中,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之后,又强调了“大家务必从今天开始特别努力来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说明了两种运动的相互关系。6月3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章颁布。 这场经济建设运动,是一场由政府号召并组织的、动员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运动。因此,它是一场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国近代化有着深远影响。这一切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愿望。 3、《五五宪法》颁布: 五五宪草全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发表于1936年5月5日,故名。抗日战争前夕,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团结、民主、抗日,国民党政府被迫结束“训政”,重提“还政于民”的老调,并袭用资产阶级民主词句,制成这部宪法草案。共8章,148条。 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虽然也规定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民主自由,但同时又规定可以“法律限制”的名义予以剥夺。这部宪法草案是国民党中央在1932年12月开始的筹备宪政活动的具体成果。 4、鲁迅去世: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5、七君子事件: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1936年

谁是柳乃夫

1939年6月6日,盘踞在运城的日军共6万余人,第六次分9路进犯我中条山。我阻击部队经背水苦战,难以抵挡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死伤惨重,史称“六六事变”。在这次战役中,只身奔赴中条山抗日前线的著名知识分子柳乃夫壮烈殉国,献身民族解放事业。

柳乃夫原名柳宗麟,号玉书,1910年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一个书香家庭,幼时聪明,勤奋学习。在南京国立中央法学院法律系学习期间,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曾以政治嫌疑犯被捕入狱4年,后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35年春到日本留学,年底奉中共指示回国,主编《永生》刊物。该刊被国民党查封后,又与钱俊瑞共同主编《现世界》月刊。与此同时筹办“引擎出版社”,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工作中极为活跃。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于“八·一三”侵犯上海,抗日军队浴血奋战,柳乃夫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组成“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团员有30余人。每到一地通过出墙报、写标语、演讲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正如沈钧儒先生所说:“柳乃夫和我同道。在文教救国运动中,柳先生是最有力的一员。”

1938年春,柳乃夫率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到武汉,参加了全国救国联合会工作。6月,柳乃夫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指派前往山西,到赵寿山的抗日部队作政治工作。临行前,受到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接见。他在移交服务团的证件和物品时,笑着对接收的金则人说:“万一我在前线牺牲了,这对你不是很好的纪念品吗?”

柳乃夫到达中条山前线后,由于战场生活艰苦,加之工作劳累,不幸犯了黄疸病,当年夏天渡过黄河,经潼关到西安就医3个多月。

在西安就医期间,柳乃夫一次在寄给爱人唐宗鹤的照片上写下如下诗句,充分流露了他的报国热诚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声:

倭奴入寇一年余,河山破碎已半壁。国家兴亡匹夫责,投笔从戎古有之。高堂遥盼他乡子,战地星月倍家思。若问何时归故里,杀尽倭寇建国时……

是年秋天,他病愈后重返赵寿山部队,先在平陆县茅津镇加入了军队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主讲国际形势和日本侵华罪行等课程,鼓舞了军人们抗日斗志。为了更深入做些前敌具体工作,后经军部批准到177师挂职秘书,师部驻平陆县老城。

1939年6月6日,中条山失守,柳乃夫顽强与敌苦战,拒不做亡国奴,被日寇刺死,年仅29岁。敌人从他身上搜出笔记本和他在战火硝烟中撰成的《中条山下》《抗日政治工作》等著作初稿,知其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家,向其躯体致敬,表示敬佩!

当年12月,柳乃夫为国捐躯的消息传到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等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大家一起演唱了由沈钧儒作词、史亚璋作曲的哀悼歌曲。歌中唱道:“……我们的崇敬者,你背着一杆枪,横着一只笔,炽燃着文化人的心,流溢着‘武化人’的血,你是救亡者的前驱,也是火线上的斗卒!……我们把你深镌在我们每个朋友的心上……”

邹韬奋 《我的母亲》的赏析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1—2),交代母亲的姓氏和早逝。 第二部分(3—6),回忆关于母亲的四个片段,表现母亲的慈爱、善良、能干和奉献精神。 第三部分(7—8),以无限痛惜的心情交代母亲去世时还年轻,概括母亲的良好品质。 【赏析】 第一个片段母亲背我看花灯中最感人的话语是:“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见着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这是从幼儿的感觉中写出母亲可爱的形象,笔墨不多,但母亲的形象栩栩如生。 第二个片段母亲讲小说声泪俱下中最感人的细节是:“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这个细节真实而传神,表现了母亲感情丰富,对患难女性有着深切的同情心。 第三个片段母亲为我流泪中最感人的细节是:“我自己呜咽着,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这个细节描写表现母亲对子女无限怜惜和疼爱之情。 第四个片段母亲熬夜为我做新鞋中最感人的地方是:“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得嘀嗒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这段文字有人物的外貌、动作描写,也有环境描写,以寂静的环境衬托母亲的劳苦。这段文字是从我的视觉、听觉、感觉中写出来的,颇为真挚动人。 全文抒发了作者对母亲的感激与怀念之情对旧社会被压抑和埋没的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深刻思考 【原文】 我的母亲 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

郑振铎的简介

郑振铎

郑振铎(1989—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出生于贫苦的家庭,1917年,靠亲友帮助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920年 11月,和茅盾、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刊》。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积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和为人生的血泪文学,并致力于翻译介绍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在 1921年写的《文学的统一观》,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篇论文。他在同年写的《整理中国文学的建议》,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出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文学遗产的论文。他撰写的80来万字的巨著《文学大纲》,可以说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

郑振铎在30年代出版的70万字的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解放前国内篇幅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同时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是我国第一本民间文学史,而且迄今尚无可以替代之书。

郑振铎在文学以外的文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钦佩的。40年代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等都是对我国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他50年代编选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宋人画选》等,在80年代数次荣获国际最美图书奖。

解放后,郑振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 10月 17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逝世。

新中国历任司法部部长

1、史良(1949年10月至1959年4月) 史良,字存初,江苏常州人,中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史良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领袖“七君子”之一,参与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等机构创办的全过程。 2、魏文伯(1979年9月至1982年5月) 魏文伯(1905年——1987年)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检查署华东分署检察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791982任司法部部长,198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3、刘复之(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 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第三任司法部部长、第一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五任公安部部长,第五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邹瑜(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 邹瑜,1920年10月生,广西博白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科长、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潮汕地委常委、汕头警备区副司令员湛江地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国家地震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司法部部长兼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蔡诚(1988年3月至1993年3月) 蔡诚(1927.112009.9),男,1927年11月生,广东普宁人。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大专文化,教授,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司法部原部长、党组书记。曾任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会长、名誉会长。他的父亲伍治之、母亲蔡楚吟是1924年和1925年先后入团转党的老共产党员。 6、肖扬(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7、高昌礼(1998年3月至2000年2月) 1937年7月生,山东鱼台鱼城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6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毕业,大学文化程度。1993年4月到1998年3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中央治理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任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2000年12月被免去司法部部长职务。 8、张福森(2000年2月至2005年7月) 张福森,男,1940年3月生,北京顺义人。195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司法部原部长(2000年11月至2005年7月在任)。同时任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联席院长等职。 9、吴爱英(2005年7月至2017年2月) 吴爱英,女,汉族,1951年12月生,山东省昌乐县人, 197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 2017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吴爱英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吴爱英开除党籍的处分。 10、张军(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 张军,男,汉族,1956年10月生,山东博兴人,1973年1月参加工作,197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首席大检察官。 11、傅政华(2018年3月至今) 傅政华,男,汉族,1955年3月生,河北滦县人,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分校法律专业毕业,法学硕士学位。2018年3月,全国两会经投票表决,决定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现任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 1936年 5月 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究”,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邓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59岁。

民国时期的主要报纸有哪些

1、《进步日报》 《进步日报》 于1949年2月27日在解放后的天津创刊,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份民营的报纸,她的前身是天津《大公报》。《进步日报》经理是徐盈(后为孟秋江) ,总编辑是宦乡(后为张琴南) ,主笔杨刚,副总编辑有李纯青、李光诏、赵恩源等,该报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在知识界、工商界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 该报出版了三年零十个月, 共1400号,于1952年12月31日停刊, 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于1953年1月1日起改称《大公报》在天津出版,成为一张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性综合类报纸。1956年10月1日起, 该报又迁往北京出版,于1966年9月10日停刊,并且升格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大报。 2、《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抗日战争时期报纸。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内容侧重文艺,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介绍前线战况。 同年11月22日停刊。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停刊。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1941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0日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12天后再度被国民党封闭。 3、《中央日报》 《中央日报》是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于1928年2月1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创刊于上海,一年后迁至于南京。报社采总编辑制,社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主要为台湾地区。港、澳及美、欧华侨华人社区亦有发行。该报现编有国际版向海外发行,每期2张8个版。 4、《救国日报》 1920年9月创刊于三原。主办人杨憾尘。当时正值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山东半岛风起云涌之际,人民爱国运动达到高潮,杨本人又善于讲演,到外宣传鼓动,不断在报端写文章,呼吁同胞奋起自救,影响极大。后因发表言论,批评军人的不法行为,杨憾尘被冯子明暗杀,该报遂停刊。 5、《救亡情报》 《救亡情报》是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及时报道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华北等地的侵略罪行,及民众请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近日,我市著名红色收藏家陈建昌觅得这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历史资料。 《救亡情报》自发刊以来的所有报纸的合订本,该册由红旗出版社于解放初装订,天蓝色封面。据了解,《救亡情报》是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1936年5月6日创刊,同年12月25日停刊。 这份刊物仅历时7个多月,出刊30期。该报的报名是由当时已97岁高龄的马相伯所题。马相伯是上海震旦公学、复旦大学创始人,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人士,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领袖之一。

历史上带良字的名人?

1.张良

(前262—前186)字子房,汉族,汉初三杰之一,伟大的谋略家、政治家。传为汉初城父(《史记.索引》引《后汉纪》云:“张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亳州)先世原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古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申徒。以韩申徒之职率军协助平定关中,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灞上分封时“为汉王请汉中地”。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汉朝建立,封留侯。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2.秦良玉

秦良玉(1574~1648年) ,字贞素。明朝末期战功卓著的民族英雄、女将军、军事家、抗清名将。四川忠州(今属重庆忠县)人。官至明朝的光禄大夫、忠贞侯、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镇东将军、四川总兵、提督、一品诰命夫人。

《明史》、《南明史》等史书记载到:“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料敌如神,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自幼从父秦葵习文练武。

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衣物等遗物测定,其身高约1米86左右。

秦良玉一生戎马40余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女子。郭沫若曾撰文赞誉秦良玉:“像她这样不怕死不爱钱的一位女将,在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

3.张学良

(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如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但瑕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如1928年的改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1937年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战争同一战线的形成。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

4.史良

史良(1900—1985)字存初。女。江苏常州人。1915年考入常州女师。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1927年毕业后任南京政工人员养成所指导员。1931年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业务,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被选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同年底,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等,因积极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38年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并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退出国民参政会,辞去妇女指导委员会职务。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在重庆谈判中,担任民主同盟代表团顾问。1946年后回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并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48年后在上海创建民盟华东执行部,任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第一、二、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主席。

5.查良镛

1924年出生,这个太熟悉了,就不用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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