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文学传统政治性这么强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什么?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人治论占主导地位,倡导“天赋王权”,法律地位卑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权力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为什么中国文学传统政治性这么强

有哪些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

中华传统文化网(www.enweiculture.com)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原型,即分门别类地展示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及相关著述,主要有道学文化、佛学文化、儒学文化、诸子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西方哲学及传统文化书库;另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即研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主要指“文化BBS”、“新闻中心”、“美文共赏”栏目以及有关学术刊物中的文章。此外,中华传统文化网还对一些学术机构及其刊物、对一些学者及其作品、对一些名胜古迹,作广泛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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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简介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琴棋书画、三百六十行、四大发明、民间禁忌、精忠报国、自然养生、竹、民谣、黄土、长江、黄河、红、月亮。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农家、农民起义;皇宫官府、宫庭文化、帝王学。

诸子百家

1.道家(老子、庄子、列子;思想:道德,无为、逍遥;《南华经》《道德经》 《管子》

2.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思想:仁、义、礼、智、信;四书:《中庸》《大学》《孟子》《论语》)

3.法家(李悝,韩非、李斯、《韩非子》思想:君主集权,以法治国)

4.墨家(墨子、《墨子》、思想:兼爱、非攻、举贤、节俭)

5.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公孙龙子》)

6.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7.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8.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

9.小说家(虞初《虞初周说》)

10.兵家(孙膑《孙膑兵法》孙武《孙子兵法》、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格言,就出自此书。强调作战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1.医家(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王冰、张从正、朱震亨、李时珍、张景岳)

琴棋书画

笛子、二胡、古筝、萧、鼓、古琴、琵琶。十大名曲(《高山流水》、《广陵散》、《平 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阳春白雪》、《 渔樵问答》);中国象棋、中国围棋,对弈、棋子、棋盘;中国书法、篆刻印章、文房四宝(毛笔、墨、砚台、宣纸)、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竖排线装书;国画、山水画、写意画;敦煌壁画;八骏图、太极图(太极)。

传统文学

主要是指诗词曲赋。

《诗经》、《汉乐府》、《孙子兵法》;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传统节日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汉民族传统节日近50个。如下是15个主要节日:春节、上元节(元宵节)、花朝节(百花生日)、上巳节(三月三)、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日(小年)、除夕。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政治文化有什么功能?

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 1、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统治者权力为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以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于是认为政治权力只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他们时时提防这种权力过大反而危及个人权利,因此天然地不会信奉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而是千方百计限制统治者的权力。 统治者权力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管是儒家的圣人政治或是法家的专制主义,都是以统治者权力为基础,都不承认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第一位的,而是统治者赐予的,是一种派生的权利。如:君权神授圣君、明主 政治制度西方实行宪政民主制。宪政确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限定了政治权力的界限;民主制确定了政治的程序化运转,使政治权力的产生、运作、更迭都有规可循,可以实现统治权力的和平更迭。美国总统多平庸。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集权制。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质差异所在之二2、西方:人权高于主权 中国:主权高于人权l 西方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具有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希望“解放全人类”,但又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又自信。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观念有密切关联。双重标准 中国政治家认为:主权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体现国家利益的“集体人权”远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人权。这种政治文化就使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质差异所在之三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西方是基于一种预设的对双重人性的假设之上的。对执政者,持性恶的假定,这样才能防止统治者作恶;对民众,则持性善的假定,所以才要去尊重他们所应有的尊严,保障他们的自由、财产和权利。因此,西方宪政精髓的权利制约思想,其人性基础是“性恶论”,即政府是必要的邪恶。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精辟地表述:政治作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它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此外中西方在政治文化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设计导向:多元化、一元化。在古代,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问题,亦即统一的国家权力如何分工和配置。西方国家政治体制设计导向为多元化或称为多元主义。多元主义即在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高层次,并存分立为两个以上平行行使权力的机构,相互制约以达到统一的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又民主化,它排斥任何形式的个人专制或者集团专制。而中国古代人们从未设想过横向多元权力结构和权力平衡制约关系。人们的共同心理是权力纵向的集中于一个元点,即集中于受命于天的君子手中,从而使权力关系、权力结构一元化、单向化、简单化。 2.对政治权力的认知:统一性、公共性。政治权力认知是政治文化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发展关注的主题,是政治文化在政治社会中显现的焦点。考察中国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权力认知,这个差异表现在对国家的认识和对政治权力制约观点上:一为国家观念上,家天下与公共权力认知分明。一为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自身制约与权力分立与制衡大别为两途机制。在中国具体表现为: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称皇帝,意味着有了一统天下,皇帝是在这个核心的意义上继承了家国同构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而且同时也继承了“家天下”为特制内容的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同,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由于政治体制多元化与多样化影响和启迪了思想家们的思维定势和思想价值导向,又因为西方自古就排挤了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联姻”,思想家大多独立思考,精心探讨国家起源、本质、形式、目的、功能等理论问题,同时摆脱了“神学启示”的束缚。这些都使西方人具有自我意识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内涵的国家观念和公共权力的认知和情感,即国家是人民为了满足一定生活需要通过订立契约建立的,国家权力在本质上是属于公众的,体现公众意识,是公众权力,公众将公共权力委过给执政者,执政者只能依照公共权力所有者的公共意识去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维护君主制的框架内提出过限制君权的主张,但是其思维定势和路线一直是贯彻孔孟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君主自我修德为条件的对君权的自身制约。当然也有外部客体监督意识和外部监督机制设想,但都是神威假借和由下上行的监督思想意识。而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早就有分权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思想家不断提出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和措施,他们基于国家是联合体、共同体、和权力公共性的认知认同,特别提出了对公共权力被托付者,尤其是对行政权力行使机构和人员进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因而形成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

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主要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

秦砖汉瓦、兵马俑、桃花扇、景泰蓝、玉雕、中国漆器、红灯笼(宫灯、纱灯)

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

茶、中药、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四大发明

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

佛、道、儒、法宝、阴阳、禅宗、观音手、孝服、纸钱

乐器(笛子、二胡、鼓、古琴、琵琶等)

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凤眼

彩陶、紫砂壶、蜡染、中国瓷器

古代兵器(盔甲、剑等)、青铜器?鼎

国画、敦煌壁画、山清水秀、写意画、太极图

石狮、飞天、太极

对联、门神、年画、鞭炮、谜语、饺子、舞狮、中秋月饼

鸟笼、盆景、五针松、毛竹、牡丹、梅花、莲花

大熊猫、鲤鱼、芭蕉扇、风箱

黑头发黄皮肤、丹凤眼

红旗、天安门、五角星、红领巾、红太阳、长江、黄河

唐装、绣花鞋、老虎头鞋、旗袍、肚兜、斗笠、帝王的皇冠、皇后的凤冠

泥人面塑、锄头、清朝大辫子、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筷子

华表、牌坊、长城、园林、寺院、古钟、古塔、庙宇、亭、井、黄土、民宅

汉字、数字8、6、4

唐诗、宋词、《三十六计》、《孙子兵法》、《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诗经》

金元宝、如意、烛台、罗盘、八卦、司南、棋子与棋盘、象棋、围棋

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糖葫芦

玉佩、鹫、千层底、刺绣、丝绸、檐

另外我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

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诸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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